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施军衔制度，上将这一军衔的数量恰好与年份相符，都是55位。很多人可能会质疑：“开国上将不是有57位吗？”实际上，的确如此，后来追加了两位，其中之一就是李聚奎，他直到1958年才获得军衔，成为最后一位获得上将军衔的开国将领。那么，为何他会是最后一位呢？且毛主席对他给予了极高评价：“没有他，新中国至少要晚建立十年。”李聚奎究竟做了什么，才让毛主席如此赞誉他呢？
李聚奎的革命生涯始于1928年，那时他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迈上了革命道路。加入起义军不久后，他便救了彭老总一命。那时，起义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形势危急，许多战士无法忍受压力，产生了投降的念头。雷振球，第一大队大队长，就是其中之一，他决定投靠国军，暗中谋杀彭老总。当时，彭老总正站在队伍前面讲话，雷振球趁机夺过警卫员的枪，企图行刺。正当危险发生时，李聚奎反应迅速，扑了过去，一把将雷振球按倒在地，救下了彭老总。这虽然不算一件轰动的事件，但也足以看出李聚奎冷静果断、临危不惧的优良素质，恰恰是这些品质，让他成为了优秀的指挥官。
展开剩余81%在随后的战斗中，李聚奎继续发挥着出色的指挥才能。1933年2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率领部队攻占了敌人第52师的指挥所，表现出色，因此被调任为红一师师长。这支部队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李聚奎的升职可见其在党和军队中的重要地位。长征中，红一师下辖的三个团后分别出了三位上将，其中包括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红二团政委邓华和红三团团长黄永胜。而李聚奎自己，尽管作为红一师的指挥官，依然只担任副兵团职务。
长征途中，红一师承担了保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的任务，他们翻山越岭，开辟新路，在无数苦战和恶战中，李聚奎带领部队成功突破敌人封锁，为中央机关的顺利撤离创造了条件。毛主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红一师在长征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你们始终走在我前面。”这无疑是对李聚奎及其部队的极大肯定。然而，李聚奎的升职速度为何不如那三位部下呢？这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复杂局势密切相关。当时，为了加强两军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进行了一些调整，李聚奎被调往红四方面军担任红31军（后来调为红9军）参谋长。从此，他的命运和参谋长这一职务紧紧相连。
在草地分兵时，李聚奎坚决反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某错误的决策，虽然当时张某掌握权力，李聚奎等人无法改变大局。历史证明，北上是正确的选择，而张某南下的决定则失败了。面对失败，张某急于挽回局面，提出了“西征”计划，即打通与苏联的援助通道。李聚奎作为军人，接受了命令，加入了西路军。
在河西走廊，革命党并未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最终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李聚奎与部队被打散，他孤身一人逃亡近两个月，依靠乞讨才勉强生存。直到最终回到部队，当他见到毛主席时，内心充满自责。毛主席却安慰他说：“虽然你失败了，但依旧荣光。”
抗战爆发后，李聚奎出任了129师386旅的参谋长，并策划了神头岭战斗的埋伏地点。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冀热辽军区和西满军区参谋长等职务。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聚奎逐渐转向了后勤工作，担任了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以及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务。
在艰苦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是志愿军的后方。李聚奎见到美军肆意轰炸运输线，急得不知所措。为了应对这一困难，他向彭老总请示后，指挥调集了两万多兵力，在三千多公里的交通干线上设置了上千个信号站，提前预警敌机的到来。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物资运输的效率，毛主席也对此赞扬道：“在交通线上设置哨站，敌机一来就报警，我军司机立即躲避，军车损失率从近一半减少到几乎为零。这是个创举！”
在解决了运输问题后，李聚奎还考虑到了志愿军的粮食问题，他回忆起长征时红军百姓给军队提供炒面的情形，于是提出制作炒面这一便于保存、易于携带的野战食品。这个提案极大地缓解了志愿军的后勤困难，保证了战士们的基本生存。与李聚奎频繁对接的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说：“李聚奎的创举，解决了军队的吃饭问题。”
然而，由于长期从事后勤工作，李聚奎的战功相对较少。1952年全军评级时，他被评为副兵团级，而昔日的三位老部下杨得志、邓华和黄永胜则都是正兵团级。面对这一结果，若是别人，可能会心生不满，但李聚奎却十分豁达，从不在意这些。
1955年，新中国首次设立军衔制度。那时，国家刚刚成立了石油工业部，急需解决资源调配问题。周总理看中李聚奎丰富的后勤经验，决定让他担任石油工业部首任部长。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任何离开军队的人都无法获得军衔，换句话说，如果李聚奎接受这一职务，他便放弃了军衔的机会。对于李聚奎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调令：“组织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此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勘探油田，克拉玛依、大庆油田的开采，都有他的贡献。
1958年，石油工作已渐入正轨，李聚奎再度返回军队。此时，毛主席对他所做的贡献给予了认可，终于为他补授了军衔。负责评衔的徐立清翻阅李聚奎的履历后，认为他完全具备上将的资格，但上将的名额已定。于是，他带着材料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略显遗憾地说：“他的军衔应该补上，授上将实在太低，没有他在长征中的保护，新中国的建立至少要晚十年。”
对于毛主席的评价，李聚奎并未放在心上，他淡然一笑：“能低就低，上将就好了。”他的豁达和无私令人感动。直到1995年，他在弥留之际，最后对家人说：“我一生为信仰而奋斗，没有任何私产。”他的崇高品德，令人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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